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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北京的“大屋顶”们

贝博app体育注册2024-05-23

“大屋顶”建筑不伦不类，犹如一个穿西装的洋人，头戴红缨帽，胸前挂一块缙子，脚上穿一双朝靴，自己以为是一个中国人。

今天，走在北京老城区的街头，即便没有来到深宫大院，也不难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古都的气息——许多重要的近现代建筑，无论高矮胖瘦，都顶着个中式“大屋顶”，它起源于于二十世纪初期，是中国门户敞开不久，承受着西方文化冲击之下的文化产物，到后来建国后，仍然新建了不少此类建筑。而在许多人看来，这与梁思成是脱不开关系的。

梁思成，作为中国早期建筑学开创者与领头人，是一代代建筑学子景仰的对象，解放后，作为领头人的他成为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北京城的建设与改造的任务，他致力于探寻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对当时北京的建设影响颇深。

然而在他人生后半部分的几十年里，日子却不那么好过——自五十年代中后期起，许许多多的人都在斥责甚至批斗他，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被扣上了“大屋顶的缔造者”的帽子。

在当时，批判他的论文与报刊不计其数，由于“大屋顶”铺张浪费不适合当时经济情况，很多人骂他“糊涂”、“自己都没想明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等，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 当时的各路大佬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其中不乏他的挚友、学生，如刘敦桢，图源：网络

事实上，本文认为，“大屋顶”是特定历史时期历史背景的产物，它的出现与泛滥，并不是梁思成一个人能决定的。

并且，梁思成也不是一开始就倡导“大屋顶”的，起初他的态度甚至是厌恶，然而跟着时间推进，他的态度却几经转变，这个转变过程大概能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

1925年开始，此时的中国建筑行业空前混乱，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如雨后春笋冒出来的“大屋顶”被很多人批判为“信手拈来，只是为了给设计提升脸面的东西”，这种所谓的“中国建筑文艺复兴”遭到了一众从欧美学习现代主义后归国的建筑师的诟病，而此时的梁思成就是这里面一员。

“设计人对于中国旧式建筑，见得太少，对于旧法，未曾熟稔，犹如作文者读书太少，写字人未见过大家碑帖，所以纵使天韵高超，也未能成品......”

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归来的梁思成对于早期中国新出现的“大屋顶建筑”是不满的。其批判的根本原因是建筑师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文法不甚了解而导致的生搬硬套的做法。

相反，梁思成对现代主义的“国际式”的印象是非常良好的，称它“名目虽然笼统，其精神观念，却是极其诚实的”，并认为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便是“由科学结构形成其合理的外表”，这与沙里宁的“功能决定形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赞同现代主义的梁思成试图想用这一套语汇去结合中国的古建筑，以此探索一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新时代建筑。于是，在1932年，国际国内形势十分紧张的时间点，梁思成与营造学社踏上了探索中国古建筑遗物调查和文献考证之路。

他从中国的古建筑文法入手，以“结构理性主义”为评判原则，建立中国从古至今的完整的建筑发展体系，并尝试证明这种体系能与现代对接，并具有发展为现代建筑形式的潜力。

▲梁思成一行人在测绘途中第一次发现现存的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作为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重要一笔，图源：网络

于是在抗战胜利后，梁思成踌躇满志，准备着在新中国的建设上大展拳脚。基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他在仔细研究梳理了中国传统建筑以及各个城市的情况之后，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见解：

在建筑方面，基于现代主义对文化的表现手法，对中国古建筑颇有研究的他也同样提出了“可译性”等文化表现手法，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中就强调了结构理性的重要性，遵循形势追随的功能的思想的前提下，也必须从结构上学习，在比例上要合乎传统，而不是在装饰和形式上合乎传统，反对生搬硬套只讲形式的“大屋顶”。

在规划与景观方面，他的思想也与当时在欧洲刚召开不久的由柯布西耶牵头的雅典会议中制定的《雅典》同出一辙：

反对建筑密度过高的城市布局，要增加城市绿地；从整体性的角度保护文化古迹；反对过度集中的办公、文化娱乐组团……所以在北京城的新规划方案里，他希望避开核心，在其一侧建造新城，转移政治、工业等城市功能组团，主张把北京城的城墙改造为城墙公园景观环，然而，这套方案在建国后却并未得到实施。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能够理解，梁陈方案的落选，并非是这些提法和方案不好，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当时的我们，并没有与该方案相匹配的经济基础——一个能支撑起所谓“现代主义”建设的完备工业体系。

在当时，刚刚抗战胜利的新中国是满目疮痍的。曾评论我国的工业能力在当时“只能造桌子椅子茶碗茶壶”，而推广现代主义所需要的最基础的混凝土、钢铁等完备的工业体系对当时来说都是奢望。所以刚一建国，中央就把发展中心对准了重工业改革，一方面汲取农业剩余补给城市工业，另一方面也同时接受着北面苏联“老大哥”的援助。

但不管怎么说，经济基础与实践的脱钩，是当时梁陈方案最大的矛盾所在。而这一点同样反映在一般性的建筑规划设计和实践上。一句话，没有很好的方法全盘照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最核心矛盾，在于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西方那样强大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实力，更毋宁说寻找到一条链接传统建筑与现代主义建筑之间的道路了。

▲1947年，梁思成与各国代表联合商讨联合国大厦的设计的具体方案，各位大佬们相谈甚欢，左二柯布西耶，中间为尼迈耶，图源：网络

事实上，上述矛盾也曾发生在苏联国内。早在二三十年代，苏联便有许多建筑师倡导并实践“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至上主义”等，如马列维奇、塔特宁、维斯宁三兄弟等。然而，这股风潮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就被斯大林的文化政策打压了。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建筑规划设计应该遵循这样一种原则，即“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各种文化创作的“样貌”是需要是带有民族特色的，而其中的内容主旨则必须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的，包括建筑也必须如此，此种风潮又被一些人称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里，斯大林将建筑风格与政治阵营和社会制度建立了捆绑联系。如果我们将其反过来解读，那似乎意味着，如果形式是全球化的，那么内容便是资本主义的。

▲在斯大林文化政策下，风格明显的建筑作品——全苏联农业展览阿塞拜疆馆，图源：网络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生产的社会化和财富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本身就是一种剥削的行为。

随着生产力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剥削会日益加剧，这一方面会使得工人的购买能力赶不上商品的生产速度，另一方面会导致劳资的阶级问题，引发社会动乱。

因此为了缓解这一危机，资本主义必须要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向外部扩张，寻求外部的市场与更便宜的劳动力和资源，将其内部性的危机转嫁到别的地方。

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主义天生就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全球化特征，这是其基因所决定。

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筑，因此反过来说，在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扩张到其他地区之前，往往先扩张的会是一系列涉及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比如“个人主义”，“自由至上”，“民主平权”等等。

而在建筑领域，作为一种艺术思潮的“现代主义”，显然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美学的表征之一——追求效率与流通的城市规划思路；高度工业化与装配化的多米诺体系；玻璃，钢筋与混凝土的庞大市场；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全球统一的建筑语汇；去地域性的文化符号等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筑作为一种艺术，不仅是有国界的，甚至是有阵营的。现代主义无疑是“邪恶的资本主义阵营”，那反过来说，民族主义就是“正义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建筑，应当要追求民族性，这种追求甚至到了一种有关民族的纪念性和崇高性的地步。这大概就是斯大林那句话的意义。

▲当时拟建的苏维埃宫与帝国大厦和埃菲尔铁塔的尺度对比，其上矗立列宁象，风格很符合斯大林的taste——含“社”量非常的高，图源网络

这时候，我们就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为什么梁思陈对于北京规划的一系列主张得不到实施：上层的否定、在与苏联派遣来的专家交锋中铩羽而归……其实是接受资本主义建筑学教育体系的梁思成，站在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对立面。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大概就是在梁陈方案与苏联专家交锋失败之后，梁思陈的建筑理念开始发生了转变。

或许后来，作为建筑师、大学教授，甚至是政府官员的他明白了什么，从那以后，他接受了苏联专家的思想，开始重新追寻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

在1952年，他发表了《苏联专家让我们端正了建筑规划设计思想》等一系列论文，其中强调了“建筑的民族性”以及寻找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

同时，为了尽可能保住自己心爱的北京城的风貌，以及与苏联专家进行了充分沟通之后，他对新修建的建筑形制提出了要求，如屋顶、材质、花纹、基座等等。

这样的前后转变，使得他的理论存在无法化解的悖论。在他1953年出版的《祖国的建筑》中，对“民族形式”问题是这样论述的：

“其一，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的传统形式和文法处理；其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的和建筑的总轮廓上，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和装饰只是其中的次要部分。”

显然，这样的声明与早期反对的他大相径庭，因为他似乎给人一种这样的表态：一座建筑里的“大屋顶”部分，是最重要的。

不仅如此，作为建设局的官员和清华大学的教师，梁思成有着大批事务需要处理，如报告、会议等，彼时的他或许有心，但也无暇跟进一个个建筑如何落地。

或许他原本想要的并不完全是“大屋顶”，或许他仍然在心中有着某种稍微纯粹一些的建筑理解，但现在谁说的清楚呢？我们只知道，随着自上而下命令一级一级的传达，这最终演变成了“不带大屋顶的建筑不予批准建设”。而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发出这道命令的人，就是梁思成，自此，“大屋顶”开始了第二次的泛滥。

据统计，北京 1952 年的“大屋顶”建筑面积为 51000 多平方米，1953 年增加到 169000 多平方米，1954 年达到 220000 平方米，并且逐渐从公共建筑向民用建筑、工业建筑中蔓延。

紧锣密鼓的建设刚刚持续了四五年，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随着斯大林的去世与赫鲁晓夫的上台，苏联内部迎来了“大换血”。

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立刻改变斯大林先前的高度集中方针，开始做市场经济改革，并且全盘否定斯大林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设计原则，包括“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

他主要批评了建筑规划设计中的复古主义、浪费和虚假装饰问题，号召苏联建筑界要和“这种建筑艺术脱离建筑中重要问题的现象进行斗争”。

苏联的突然转向引起了中国建筑界的巨大变动，国内慢慢的出现指责的声音，主要是针对“大屋顶”的问题：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和复古主义思想”，而批判的矛头则直接指向了“大屋顶”的缔造者——梁思成。

▲“赫鲁晓夫楼”与斯大林时期的列宁格勒饭店，能够准确的看出两位领导人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图源：网络

《文艺报》、《建筑学报》相继发表了批评梁思成的文章，而梁思成思想的根基“文法”也遭受到了陈干、高汉二人的毁灭性的打击，此时北京大部分正在建造或准备建造的大屋顶建筑都被叫停，“大屋顶之风”截然而止。

面对如排山倒海般的骂声，我们不知道当时的梁思成是作何感想，但正如前文所说的，显然我们并不能将他认为是一切的始作俑者，尽管他被视为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大师，但仍然也是担负不起这样的名号——他只是一位建筑师，一位政府官员，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决策和判断，永远深受他所在的社会背景和复杂关系甚至是利益驱诱的影响。在宏大的历史车轮面前，任何一位凡人都显得太过渺小。

但不管怎么说，他选择了认罪，相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屋顶检讨》和《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来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作出了深刻的检讨。

五十年代后期，与三年自然灾害并行，“整风”运动开始，国家经济急转直下，而此时的苏联希望南边的“小弟”能作为美苏博弈的棋子任由摆布，而谋求独立自主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是断然不能答应的，几番拉锯之下，我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渐恶化，形势十分严峻。

1959年，苏联全面停止了对我国的经济援助，撤走了各领域支援的专家，面临严重的封锁，终于在1965年与苏联正式断交，我国此时的外交政策则变成了“两个拳头打人”，反苏又反美。

失却了先前的经济援助，已有“大屋顶”们的维护问题则更加令人头痛，然而，不等矛盾爆发，新的风暴却接踵而来。

1966年，开始。梁思成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了严重批斗与，并在而后五年内被数次批判并作出检讨。病体支离，虚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动的梁思成，每到批斗会时，都要坐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去接受批斗。

等不到文革结束，在1972年，经历了数年批斗，身体健康情况并不理想的他，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直至去世前，那些反动的帽子都还牢牢扣在头顶。

从此二十年，建筑界一片死寂。建筑师们越来越精于看领导眼色，根据眼前政治形势选择建筑语言，在面对北京“十大建筑”的任务时，经历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建筑师们已不敢“下笔写文章”，直到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万里鼓励建筑师敢想敢做，为建筑师们减去了政治的压力，他们才重新开始动身。

然而建成后的北京“十大建筑”风格各异，有体现了现代主义和结构理性主义的民族饭店、工人体育场，有“大屋顶”的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也有采用了西方新古典主义柱廊风格的人民大会堂。

到后来，苏联老大哥也已然不在，我们也迎来了“方盒子”审美，一片片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拔地而起。同时，也慢慢变得多的人开始怀念起梁思成，有的感叹他的一腔赤诚，有的感叹他的最终的结局，还有的感叹他对北京规划的远见卓识等等等，当年的一片骂声早已不重要。

如今，大部分的“大屋顶”建筑虽然仍在使用之中，那段岁月也已然渐渐离我们远去，即使有无数的建筑师仍在努力去探寻，梁思成追寻了一辈子的“民族形式”却直至今日仍然十分不明朗。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副中心”雄安新区，总有人会因此想起“梁陈方案”，图源：网络

打开如今的论文检索，大家的答案黑白分明——大屋顶就是，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是要不得的；同时，梁思成早期的论断得到了积极肯定——我们要从结构、布局等每个方面去融合民间传统文化等；“北京方案”多么具有远见性云云……

但其实，这并不是谁对谁错，只是到了今天，我们身处的不再是美苏对抗、斯大林模式下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时期，更加不会“两个拳头打人”。我们有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生产力已然提升到了特定阶段，意识形态也自然随之变化。

而再度回溯这段历史，以及结合今天的我们所处的时代，不难发现，所谓的“民族形式”，其实一直都在变化之中——一会儿你是对的，再过一会儿，又错了。如同“大屋顶”一般，它其实也只是特定时代下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而已，所以，没有一点一种固定风格能够代表中国建筑，大概，只有能准确反映现世的经济、政治、文化内涵的建筑，才能够称为“正确”的“民族形式”。

对于这一点，梁思成大概是明白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他拦不住历史的车轮，他什么也不能改变，只能任凭车轮碾过，在政局更迭变化的漩涡里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