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设计作为贯穿城市规划、开发控制、建筑规划设计等环节的重要方法，必然要担负起引领城市发展的重任。目前，中国已步入城镇化的下半场，社会主要矛盾变了，城市发展动力变了，这些切实的变化都在倒逼城市拿出一套全新的制度和模式。在厦门城市设计周上，李晓江指出，城市设计既要有畅想未来的“远见”，更要有对“当下”社会基本需求的敏锐观察。基于城市发展趋势与居民差异化需求，他认为，“绿色低碳”和“空间正义”在下一阶段城市发展中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城市应以社区为切入点，采用理念与技术的双重手段推动去碳，同时关注包容和公平。在城市有机更新中，则要更看重居民的共同参与，推动机制的创新。本文为李晓江在厦门城市设计周城市设计高峰论坛中的演讲实录。

  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工作。主持完成多项规划领域技术重点项目，如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策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重庆两江新区规划、四川天府新区总体规划、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城镇体系规划、深圳罗湖口岸地区城市设计、上海虹桥枢纽地区规划等，多次荣获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银奖。

  规划师也好，建筑师也好，我们总想规划未来，热衷于谈城市的“远见”。作为城市建设者，用未来的视角反思如何改变城市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基于当下的预见能否真正应用于未来？回顾四十年规划工作的经验，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飞速变革的时代，我唯一能笃定的一点是——我们关于未来的预见一定是错的！

  没有CAD之前，设计师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完成绘图。（图片来自/网络）

  我作为一个规划师，越来越明确一件事情，就是与其展望未来，还不如回头想一想，在城市、建筑、空间中，哪些是真正历久弥新、永恒不变的东西。譬如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安全健康、幸福安宁。不管技术怎么变革，这些最根本的人的需求是不变的。所以我今天用了一个与远见相反的词，就是近观。一方面我们应该去展望，但是当这种展望能力明显不够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看看当下，即当下面临哪一些问题，要怎样去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延伸阅读： 假以“未来”之名的社区 ）

  特殊的拍摄视角展现拥挤不堪的城中村与城市格格不入。农村务工人员往往选择在低成本的城中村落脚。虽然他们处于城市之中，但社会经济保障的不平等、不充分仍给予农民工身份歧视和限制。（图片来自/网络）

  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我们不再受到“落后的生产力”的制约，但是仍然有处处的不平衡、不充分。为什么社会主要矛盾在今天发生了转变？这个转变背后暗含哪几个方面的变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发展面对的是什么？

  前年刘鹤副总理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长文，引发巨大反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在达到中高等收入水平后，因缺乏增长动力而难以向高收入水平跨越，最终陷入经济停滞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的不少于六七十个，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变成了发达国家。

  二战之后，日本为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将中心城市功能部分释放到周边地区，推动都市圈协同发展。与此同时，将主导产业向中高端部门转换，并提高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需求。如此一来，日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图为东京都市圈网络化功能布局图。（图片来自/界面新闻）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人均GDP已到达到中高等收入水平，但从2011年起，除2020-2022年新冠疫情冲击大幅度波动外，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逐年减缓。与此同时，诸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歧扩大，发展动力不足等现象也随之而来。这些迹象使人们不得不担心，中国是否会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关系何在？我认为至少有两件事情是相关的，即绿色低碳与空间正义。一个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一个是要怎样对待社会需求日渐差异化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的核心问题。

  四十年改革开放，我们能看到巨大变化。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上半场是一种外延式、扩张式的发展。充分的需求和劳动力供给支撑着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进入下半场以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经济的快速地发展从外部推动着人群的分化、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劳动市场对高素质人才需求的增长。

  珠三角地区的人口数据变化就反映着上述现象，在沿海地区中具有一定代表性。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五年前减少734万人。而同年的相关报道称，深圳各类人才总量超六百万人，并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人才进驻。202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有一千多万。这部分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在倒逼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外资进入沿海地区，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他们流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忍受一天12小时的超长上班时间，被认为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图为深圳“打工妹”，拍摄于1988年。（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所以，就城市而言，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是什么？一种直观的表现是，人们选择就业和选择生活的优先顺序已经改变。上一代人是先选工作，后选城市；现在年轻人是先选城市，后选工作。甚至有些人，在高考以后选择报考的大学之时，就慢慢的开始“选城市”。因此，城市的好坏，决定了它对人才的吸引力。

  由此显而易见，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变了。我国城市化“上半场”的逻辑是廉价的要素吸引企业，进而吸引农民工、工程师、管理人才，带来城市繁荣。而城市化下半场的逻辑是优质的城市吸引人才，人才吸引企业。这种城市发展逻辑颠倒，显现出中国城市发展的新趋势，也推动我们去探索城市设计的新范式。因此，在我心中越来越明晰和强烈的一个观点是，要用设计做规划，也就是回到对人的关切上。

  雄安新区起步区因地就势形成“北城、中苑、南淀”的总体空间格局。北城集中布局五个组团，配备完整功能；中苑注重城与自然和谐共融景观打造；南淀利用已有资源塑造文化特色和生态景观。通过适宜的空间布局，助力宜居之城建设，以吸引人才迁入。（图片来自/中国雄安官网）

  城市设计在存量时代面临的挑战是复杂的。一方面，年久的老破危住房威胁着居民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增量时代的“大量建设”和过度房地产化的开发破坏了城市风貌和肌理，并遗留下大量低效空间。城市更新需要抛弃以往“大拆大建”的模式，这也代表着存量时代的城市建设不再伴随“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回应了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时期“绿色低碳”的要求。

  20层以上的高层、超高层建筑是中国城市、甚至县城的基本居住形态。高层住宅建造过程中耗材、耗能、造价高，居住舒适度较差，使用年数的限制到期后拆除难度高。（图片来自/中国建筑文化中心研究交流部）

  2021年9月22日，中央发布了 “双碳”工作意见。过去全世界包括中国讨论去碳问题都是分为四大领域，即工业、能源、交通、建筑，但这份新文件把建筑改成了城乡建设。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把城乡聚落当作一个整体来讨论双碳问题的，也是我认为的重大进步。

  《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从工业、能源、交通、城乡建设四方面探讨中国去碳路径。（制图/李晓江）

  但是中国的“双碳”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目标。在分析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和碳排放路径后，我们得知，当某一国家人均GDP达到两万到三万美元时，它的人均能源需求就达到了峰值高峰，即使没有政策干预，数值也会下降。所以发达国家由于早已实现碳达峰，“去碳”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而中国还在爬坡，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仍在增长，另一方面我们的需求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大城市过去二十年生活用能在急剧的增加，但即便如此，分析后得出中国的生活用能只有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我认为到2030年，我国交通、能源、货运一定能达峰，但是城市的生活领域和客运一定不能达峰。如果达峰，也是一个低水平的达峰，那对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毫无意义。通过案例的分析，我们得知只有深圳和北京实实在在越过了峰值的界线，但是大量的城市远没有到达峰的水平。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城乡建设领域的去碳问题是需要非常关注的。

  我国人均消费支出总量及占比均较发达国家低。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GDP不足30％，约为发达国家一半。（制图/李晓江 数据来源/2017年国际统计年鉴）

  当“双碳”的任务进一步分解，要让城市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时候，它该如何做？2020年，我们在四个城市选了五个社区，做了一手的碳排放的实证调查。这些社区的规模、居住形态、居民收入及家庭结构差距都很大。我们从能源、交通、市政、生活四个方面做了一手数据的分析和计量。

  上海的两个社区已达到了两吨以上的人均年碳排放量，但这和发达国家的城市社区相比，仍然只有它们的一半。深圳一个城中村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很低，但是单位面积的年碳排放量却是最高的。江山的东塘社区和重庆的红育坡社区都是典型的老龄化社区，人均碳排放量较小。这些实证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不同社区在居民收入水平、居住水平、年龄构成、家庭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直接影响其碳排放量。在这样一个复杂场域中，中国的社区绿色更新该如何设计？

  伦敦贝丁顿零碳社区除了选用可持续建筑材料，采用太阳能供暖，建设绿色出行设施，格外注重居民结构配置。房屋各分配三分之一用作市场买卖、社会住房、中等收入者家庭租房，加强居民多样性和社区凝聚力，以保证低碳理念的推行。（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团队分析了全球范围内践行低碳理念最为激进的城市。它们的共同之处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大力推广绿色技术、绿色材料、绿色装备；二是同步推进绿色生活方式的普及。所谓“绿色生活方式”不能简单理解成省吃俭用。比如在夜晚无人的大街上、楼宇的走道与楼梯间路灯照样开着，这不是浪费，这是安全；提倡节能减碳，但不轻易压低或调高采暖与空调的温度，这是舒适。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需要。

  哥本哈根被评为世界最环保城市。在这里，超过一半的城市垃圾得到回收利用，约一半的电力来自风力发电，建筑拥有极高节能标准，政府倡导居民骑乘自行车而非汽车，同时建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网络。（图片来自/网络）

  通过案例的梳理、分析和博鳌零碳示范区的实践，我们大家都认为以城区或社区为单元实现零碳的优点是利用绿色技术的集成。单项技术最优和技术集成最优是两种思路。最高标准的单向技术往往是最昂贵的。如果进行绿色技术集成的话，就多了很多选择。比如博鳌的零碳示范项目推进中，我们得知用“农光互补”来弥补绿色建筑两星到三星的碳排/碳汇差异，其造价只要原来的几分之一。

  “农光互补”即在农田中建设光伏发电工程以实现太阳能发电的新兴发展模式（图片来自/隆基官网）

  绿色技术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与社区特征相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由于这样的一个过程既要关切“去碳”，又要关切生活品质提升、生活成本下降等，绿色生活方式的推进就显得很重要。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居民开始发自内心地参与低碳。前几年法国的黄背心运动是一场反碳税的运动。但几年过后，法国发起了国民气候运动，召开了国民气候大会，号召全国居民参与到气候和“去碳”当中。国民气候大会向欧盟建议：把所有电器的寿命和维修延长到十五年以上，所有的产品要标注碳足迹，要尽快实行边境碳税，这些“去碳”路径既是生活方式，也是技术的进步，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组合。

  2018年，为抗议法国政府以减少碳排放为由头而加征燃油税，大量市民穿上黄背心进行。虽代表绿色发展并非一条坦途，但也不能与反气候政策划上等号，里面集结许多社会不满声浪。图中男子背后写着“社会正义、房屋、工资、公民权、税”。（图片来自/澎湃新闻）

  我想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就是城市更新。近年来城市更新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但由于其中包含众多复杂议题，城市更新实践并非一帆风顺。上海曾拘泥于房地产主导，土地收入与更新成本平衡的模式，试图将大量的老旧社区拆建为豪宅，被叫停后一度陷入两难。许多城市历史街区在进行保护和更新时，腾退了全部居民，渐渐沦落成缺少内核、同质无聊的商业街。厦门是幸运的，2021年本人在参加同文顶有机更新项目会议时注意到，市委主要领导很重视城市更新中要留住原住民。我们没办法奢求城市更新有一套成熟的模板，它是一个过程、一种探索。我们应该做的是吸收其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反思和总结，逐步找到最合理的理想状态。

  三坊七巷坐落于福州老城区，是历史背景和文化街区，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改造后的三坊七巷饱受争议，有人说在原住民离开的那一刻这里已经死了。这是许多改造后历史街区的命运，居民流出，商户流入，生活的气息不复存在。（图片来自/知乎）

  近期，我们针对北上广深的城市更新做了一次调研，尤其想要总结北京如何走出一条不依赖土地财政的更新路径。北京以前也进行过大拆大建的城市改造，如今其东西城区却利用非房地产的三种路径撬动了城市有机更新，实现了东西城区的人口减量，也促进了人口流动和社会共生。我认为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中，第一步是要明确“两个导向”。一是问题导向，即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包括改善居住条件，保护地区文化，促进社区融合。二是发展导向，即提升区域功能实现空间增值，这一定要通过人口的适度流动，新的就业机会提供和业态的提升来实现。

  在胡同里适当引入商业，一来为居民提供便利生活，二来能够最终靠旅游业的增长实现空间增值。图为北京菜西西砖胡同的网红咖啡店。（图片/李晓江）

  北京的更新方式主要是三种：一是平房区，也就是四合院的更新；二是老旧小区；三是危旧楼房。四合院更新最终呈现出一种叫作“共生院”的模式，也就是个人愿意就更新，不愿意的就保留现状；经过自愿退租、换租后，由政府和平台公司做修缮、更新和持有经营。

  居民同意退租换租后，房屋院落进行修缮。若居民不同意改造，则保持原有状态，不强求。这将是未来城市更新的主要方向，即以“小修小补”代替“大拆大建”。图为北京雨儿胡同共生院。（图片/李晓江）

  在制度的创新方面，我认为城市政府一是不要太“洁癖”，二是要有耐心。北京恰恰用这种渐进的微更新方式走出了一条有机更新的新路。在这里，房子是保护性的修缮和恢复，并且由居民共同参与，成本合理共担。东西城区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城市更新中应该明晰政策边界，尽可能在城市核心地区统一更新模式和更新政策。这可以使居民更加理性地与政府讨价还价，社区改造才能顺利进行。

  上海旧改工程中，730万平方米里弄建筑全保留。居民能自由选择“纯货币补偿”或者“货币加房子”的补偿形式。无论“留房留人”还是“人走房留”，地块内建筑均“只征不拆”。（图片来自/网络）

  上述五个方面能否真正实践，关键一点是制度是否更新。（延伸阅读： 机制路径探索是城市更新的行动核心 ）目前来看，包括税收、财政、金融、货币在内的所有现行制度，都不足以支持城市的有机更新。不论自然资源部门还是建设部门，一同面对这样一个存量利用、有机更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制度变革。为此，我个人总结了四个关注，即关注城市发展阶段与需求差异，关注人群差异，关注文化价值，关注社会价值。我们要在总体层面和详细规划层面去推进这样一种制度的变革，才能真正地进入存量利用、有机更新的时代。

  首先要了解城市设计周的背景及需求是什么。在中国，深圳先行举办“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这个十几年前所谓“业界自娱自乐”的展会，如今却成为最重要的城市公共文化活动。接踵而至的是，上海的“空间艺术季”，广州和北京的“国际设计周”。如今厦门也有了“城市设计周”，尽管目前主要面向业内人员，但未来肯定会变成全市的文化活动。究其原因，跟着社会变迁，人的需求变得多样化，人们开始讲究品质及品牌，从追求产品消费到服务消费，再到体验消费。除了物质需求，人们更需要被满足精神文化和审美体验的需求，这也符合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规律。

  当我们讨论未来城市时，也会涉及未来的人群、城市人口的组成以及未来的职业，作为相关行业从业者如何关注到这个未来趋势？

  最直接的就是去看经济及产业体系的转变。其中一部分也是与城市中人们的需求相关。中国的大城市从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到现在，逐渐转向后工业阶段，发展模式产生了变化，城市新增人口也完成了从农民工到大学生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更多的是以脑力为主的劳动，也就是低端转向高端，物质产品转向服务产品，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这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人口结构变化促使了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及经济转型。

  基于长三角地区规划模型的研究，厦门也正处在粤闽浙城市群的大环境中，上海也有大都市圈，这些城市都各有特色但却可以达成共识，您认为协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小城市在融入这样的城市群及都市圈的时候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什么？

  城市间协同是当下很重要的话题。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已形成多个人口经济高密度地区，例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翼。但其实这些城市之间并没那么紧密的关系。由于城镇群的尺度比较大，后续又出现了都市圈的概念。在这样一个相对更小的空间范围内，密度更高，城市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的关系，但这个关系的本质是竞争与合作，而不只是协同。

  中国的行政体制就是带有竞争性的。中央政府考核各省GDP的本质就是要促进竞争，这可以激发城市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但竞争不能没有节制。我认为环境、交通、旅游及公共服务是必须协同的；产业的协同应当由市场主导，应当符合城市—产业层级分布规律。例如，长三角早在三十年前就形成了旅游业城市间协同，其最终的原因在于城市的旅游资源是不可移动、不可复制。我认为在讨论中国城市的协同发展时，应思考的是哪些可以协同，哪些必须协同，哪些无需协同。这才是最关键的。

  像在上海大都市圈这样的创新网络和产业集群中，我们要如何发挥各主体的优势和作用，从而带动长三角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

  我认为政府做好基础设施就足够了，吸引来人才，留下人才。产业内部的协同可以留给市场解决，这不需要政府去推动。例如珠三角、长三角及福建沿海地区的良好发展重点是释放了市场的力量，启动了企业的活力和积极性。政府更重要的是构建平台，提供条件，做好公共服务，例如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生产性的服务业等。未来的区域性创新网络和产业集群的分布一是与城市的生活与服务品质，以及区域的城镇体系的功能结构、服务水平、人才和劳动力的吸引力相关。